美國的歷史在人類史上，只有短短的二百五十年，并且是極不光彩的二百五十年，是滅絕人性的二百五十年！
印第安人被英帝國主義趕盡殺絕，殖民主義者建立了殖民地，新老殖民主義者在利益的驅使下，發生激烈的角逐和競爭，老殖民主義被新殖民主義擊敗，本身都是反人類的罪惡擴張，更談不上人性和人心的覺悟！
作為世界最大的投機和禍亂者，美國強取豪奪竊取二次世界大戰成果，理應被全人類唾棄，把它打回原形徹底毀滅，這正是二十一世紀全人類的勝利！
特朗普正是打開這個成就未來人類和諧安寧世界的鑰匙，這是上天公平正義的天意和天機，美國千瘡百孔的帝國大廈已經搖搖欲墜壽終正寢不會超過二十年！——什么美國是人間天堂？美國才是真正的人間地獄！
大道理
2025年5月11日18:07:00
80年來中蘇被西方偷走的二戰貢獻，是時候還回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不僅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更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全球多國都會舉辦盛大的紀念活動，以各式各樣的形式來紀念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向那些為自由與和平獻出生命的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在西方主流敘事中，蘇聯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與犧牲往往被淡化、無視甚至造謠抹黑。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反法西斯戰爭時，往往將焦點聚集在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貢獻上，而對蘇聯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努力和犧牲則輕描淡寫。西方教科書在編纂過程中，也常常對蘇聯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進行歪曲或遺漏。
除此之外，好萊塢戰爭片作為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也往往借助夸張和虛構的手法，塑造出契合西方價值觀和利益的歷史形象。在這些影片中，蘇聯和中國往往被描繪成負面角色，而西方國家則被塑造成英雄形象。
上述種種片面的敘事、報道和教育方式，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反映了西方主流敘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失真，使得蘇聯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角色被忽視，甚至被抹黑，更對不同國家和地區觀眾的歷史認知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尤其使得年輕一代對蘇聯和中國的二戰貢獻產生了諸多的誤解，進一步加劇了對歷史的認知偏差。
今年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們回顧往昔，向先烈致敬，更應深入思考西方主流敘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既是對歷史的回顧與緬懷，更是對未來的警醒與啟示。
面對西方主流敘事中的系統性失真，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守正確的歷史觀，銘記蘇聯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貢獻與犧牲。唯有如此，我們方能更好地維護歷史真相，推動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
一、歷史事實：中蘇戰場的決定性貢獻
（一）蘇聯戰場：歐洲東線的決定性力量
眾所周知，二戰中歐洲戰場的轉折點，正是在蘇德戰場上鑄就。
二戰初期，德軍席卷歐洲大陸，勢如破竹。然而，自斯大林格勒戰役后，德軍首次在戰略上陷入被動。斯大林格勒戰役（1942-1943年）堪稱人類戰爭史上最為慘烈的城市攻防戰之一，德軍及軸心國部隊在此被殲滅或俘虜逾百萬人，成為納粹德國侵略勢頭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圖片來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而庫爾斯克會戰（1943年）則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坦克會戰，德軍再次敗北，徹底喪失了在東線的戰略主動權。庫爾斯克會戰之后，蘇軍牢牢掌握主動，推進德軍節節敗退。正如西線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所言：“若無俄國軍隊的抵抗與勝利，諾曼底登陸的時機與成功都將大為推遲，甚至無法實現。”
據德國官方戰備總局戰后統計及蘇聯國防部檔案數據，德軍在東線的損失達四百萬至五百萬，占德國總軍事損失的近八成（含戰斗傷亡與被俘）。英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與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的研究均證實，東線承擔了納粹德國軍事重壓的主戰場，無可替代。
相較之下，西線（北非、意大利、諾曼底等）德軍僅有約15%-20%的兵力損失。因此，蘇德戰場不僅直接消耗了納粹德國的主力，更迫使德國持續在東線投入絕大部分資源。東線的勝利為盟軍在西線發動第二戰場（如諾曼底登陸）創造了關鍵條件，對歐洲戰局乃至二戰結果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而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軍隊總計損失官兵2960萬人，其中死亡及失蹤915萬人、被俘446萬人、傷病1832萬人，另有約1740萬平民死于戰火。這是全球所有參戰國中最大的人命損失，西方學者戴維·格蘭茨（David Glantz）等通過對蘇聯及德軍官方數據的多次核查后，也確認了這一數字的大體區間。這種犧牲規模不僅鑄就了戰爭勝利的基礎，更成為人類歷史上不得不銘記的苦難與抗爭。
（二）中國戰場：東方主力與全球抗戰的戰略樞紐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的全民族抗戰歷時十四載，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政府1945年公布及后續多次復核的數據，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逾3500萬。這一數字也得到諸多國際研究的認可，如哈佛大學學者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中國抗戰：爭取中國現代命運的戰爭》等著作中多有引用。
中國戰場的長期抵抗嚴重削弱了日本帝國的侵略能力。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和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記載，在中國戰場最激烈的時期，日本陸軍最多有94%的兵力部署于中國戰場，有效牽制了其軍力東移南進。美、英官方戰爭資料及羅斯福總統本人均曾公開承認，中國“保持了亞洲大陸的抗戰堡壘，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拖住了日軍，難以對英美澳新發起更大規模攻擊”。日軍主力長期被耗死在中國戰場，也對太平洋戰爭的轉折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
眾所周知，中國抗戰不僅僅是正面戰場的大會戰，更有復雜高效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體系。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力量持續發動具有戰略意義的抗日游擊戰爭（如百團大戰），有效癱瘓了日軍交通補給線，影響其占領秩序。據日本官方統計，1941年百團大戰后，日軍對華作戰壓力顯著增加，被迫調整戰略。而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將日軍分散在正面和敵后兩個龐大戰場，有效遏制和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持續侵略能力。
無論是蘇聯東線的決定性勝利，還是中國綿延十四年的血戰抗爭，均以無可置疑的事實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基礎。然而，這些歷史卻在不少西方的主流敘述中被選擇性忽視或淡化。
二、西方反法西斯特定敘事策略的解構分析
多年以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圍繞“系統淡化機制”“選擇性無視”和“主動抹黑手法”三大層面，通過多元手段對蘇聯與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角色進行淡化、扭曲或抹黑。這一策略并非偶然為之，而是著意系統涵蓋了學術、教育、文化、媒體等多個領域，深刻影響了全球關于二戰歷史認知的結構性敘事。
（一）系統淡化機制
1.學術層面：年鑒學派與冷戰史觀的影響
自二戰結束后，西方學界在解讀戰爭史時，逐漸形成了兩大影響深遠的范式：一是年鑒學派代表的“結構-長時段”方法，二是冷戰時期形成的美蘇二元對立史觀。
前者強調歐洲中心主義，將歷史進程的主軸聚焦于西歐大陸，常常以宏觀經濟、社會結構等變量解釋戰爭，模糊了蘇聯和中國的實際戰爭貢獻。
冷戰史觀則更為嚴苛，它不僅將蘇聯塑造成“對峙者”“擴張者”，且傾向于將中蘇在二戰中的正義屬性予以質疑。例如，針對1941—1945年間蘇德戰場對德軍主力的消耗與牽制作用，以及蘇聯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與犧牲，西方年鑒學者往往在宏觀敘述中稀釋此等具體史實，轉而突出美英戰略決策對戰爭走向的決定性作用。
2.教育層面：歐美教材中的“諾曼底中心主義”
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歐美歷史教材普遍存在“諾曼底中心主義”現象，將1944年的諾曼底登陸塑造成二戰歐洲戰場的決定性轉折點，卻對此前蘇軍在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等會戰中取得的決定性勝利輕描淡寫。
美國著名高中教材《The Americans》（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007版）僅用三頁篇幅介紹蘇德戰爭，卻對諾曼底登陸及美英戰略空襲大書特書。對中國抗戰同樣簡略處理，多數美國教材將中國戰場稱為“次要戰區”，低估中國軍民長期抗戰戰略對牽制日本兵力的關鍵作用。
3.文化層面：影視作品對東方戰場的符號化、邊緣化呈現
影視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對歷史認知的塑造具有深遠影響。歐美主流戰爭影片如《拯救大兵瑞恩》《最長的一天》《兄弟連》等，均將戰爭敘事集中于西線與諾曼底登陸，對蘇中貢獻采取符號化、邊緣化處理。
例如，蘇聯紅軍的形象經常被刻畫為冰冷機械的“嗜血機器”，中國抗戰則在好萊塢體系中幾乎“隱形”。這不僅削弱了中蘇戰場的主導色彩，還助長了“西方解放歐洲”的集體自我認同，強化了“東方他者”的敘事模式。這種極端的標簽化處理，實際上剝奪了中蘇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應有的歷史主體性。
《兄弟連》和《拯救大兵瑞恩》
（二）選擇性無視
1.雅爾塔體系中的話語權爭奪
二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系，表面上確立了中蘇美英“四強共管世界秩序”，但在實際國際話語權分配上，西方始終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布雷頓森林機構等渠道占據主導地位。
同時，蘇聯在東歐、中國在亞洲的正當解放者身份日益被模糊，以美英為核心的“自由世界”話語體系蔚然成風，歷史記憶選擇性地忽視了雅爾塔會議中蘇中對世界格局的決定性貢獻。例如，英美史學經常突出“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復蘇的作用”，卻極少提及蘇聯為反法西斯勝利及應對戰后重建事務所付出的巨大犧牲。
2.“解放者敘事”與意識形態濾鏡
“解放者敘事”已成為西方國家自認的二戰勝利敘事核心。例如，美國“D-Day”的國家紀念儀式反復強調“美英解放歐洲”的正義性，并在演說中將蘇聯對東歐的解放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誕生描繪為蘇聯對東歐的“軍事占領”，從而將蘇聯復雜的歷史角色扁平化、負面化。
中國戰場也被“意識形態濾鏡”組合包裝：一方面承認中國為反法西斯盟軍成員，另一方面則刻意貶損其“實際作戰能力”，忽略中國在“武漢會戰”“滇緬公路保衛”等關鍵戰役的戰略意義。
3. 集體記憶建構中的“他者化”處理
西方集體記憶機構（如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在公共展陳和歷史敘述中，往往側重本國與西歐盟國的苦難和勝利，僅將中蘇視為“他者”、“配角”。相關檔案顯示，英美二戰主題博物館中關于蘇聯衛國戰爭、中國抗戰的常設展區比例極低。現實演繹了法國歷史社會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提出的“記憶場”理論——即通過選擇性維護自身集體榮譽，將他者犧牲與奮斗淡出社會主流記憶，從而為未來國際戰略競爭預埋敘事伏筆。
（三）主動抹黑手法
1. 歷史修正主義案例：“卡廷事件”炒作、“百團大戰”爭議
冷戰結束后，歷史修正主義潮流在西方興起，有意識地放大蘇中“污點事件”。“卡廷事件”在冷戰及后冷戰的西方媒體上反復炒作，雖然1990年蘇聯官方檔案已認定并道歉，但西方大量媒體及“新歷史學者”仍以這一獨立事件攻擊蘇聯反法西斯的正當性，乃至攻擊蘇聯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本身。
中國抗戰中的百團大戰，同樣被部分西方學者（如美國軍事史家馬克斯·黑斯廷斯）質疑其“戰略意義”，甚至通過夸大國共疑慮、質疑“戰果造假”等負面操作，忽略日軍對戰役成因的被動應對與中華民族抗戰團隊犧牲的歷史事實。上述偏見既違背基本史實，也為當今國際輿論場打壓中俄提供了“歷史彈藥”。
2. 數字時代的“算法偏見”與信息繭房
步入數字時代后，西方主流社交平臺、視頻平臺和搜索引擎的算法設定，進一步加劇了中蘇反法西斯歷史的邊緣化與污名化。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調研數據顯示，71%的普通美國家庭青少年和大學生通過YouTube等平臺獲取二戰歷史信息，而相關內容中高頻出現的是諾曼底、奧斯維辛、珍珠港等“西線視角”。“信息繭房”效應導致新一代歐美受眾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國遠征軍滇西戰役”等缺乏最基本的認知，甚至在推特等平臺上出現蘇中“被迫卷入二戰”“勝利靠西方”之類的虛假敘事風潮。
3. 學術包裝下的偽命題生產：“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決定論”等
此外，一些西方學者通過精致包裝的偽命題，對關鍵歷史事件進行話語操控。例如，將“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視為“二戰爆發的決定性轉折”，甚至指責蘇聯“與納粹德國同謀”，否認蘇聯戰略延緩戰爭、贏得戰略緩沖的合理性；諸如“中國抗戰被動依賴美國援助”、中共抗戰“消極不作為”等論調，也屢見于西方權威出版物與期刊。這些學術命題在全球話語場構建了似是而非的權威論斷，掩蓋了事實本身的復雜性和抗戰史的全面性。
綜合來看，西方主流敘事針對中蘇反法西斯歷史所進行的系統性淡化、選擇性無視乃至主動抹黑，既是意識形態對抗的延伸，也是全球話語權分配和價值觀塑造博弈中的“軟實力武器”。識別和解構這些話語策略，厘清真實的歷史貢獻，對于構建更加公正、全面的二戰國際記憶體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三、西方反法西斯敘事對中蘇歷史貢獻淡化無視甚至造謠抹黑的深層原因分析
對中蘇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貢獻與犧牲進行系統性淡化、選擇性無視乃至有意造謠和抹黑，并不是孤立的敘事偏見，而是深植于西方國際格局、意識形態結構和權力邏輯中的復雜產物。
（一）冷戰思維延續
1946年，丘吉爾在富爾頓的“鐵幕演說”明確把蘇聯與社會主義陣營劃為“世界黑暗面”的他者，為“蘇聯威脅論”提供了政治正當性，也開啟了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對抗，構建起“黑白分明”的意識形態壁壘。
冷戰期間，西方媒體和學術工具被廣泛動員形成話語霸權，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歷史評價不僅僅局限于當下政策，更進一步“回溯性地”影響了對二戰的敘述。
冷戰終結后，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也并未褪色。在北約持續東擴、俄歐緊張氛圍加劇的背景下，二戰記憶成為新的地緣政治工具。
布魯金斯學會2022年研究指出，俄烏沖突爆發后，西歐多國在二戰紀念及公共教育中，有意突出本國及西歐的抵抗敘事，弱化蘇聯為盟軍勝利所做的巨大犧牲（據《2022歐洲公共歷史報告》）。這種記憶重構不僅強化了新的西方集體認同，也為當前對抗俄羅斯的國際立場“補充合法性”。
1946年3月5日，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講國家二戰博物館
（二）西方中心主義
西方主流理論長期以自身為“歷史標準”，對世界歷史的解讀充斥“本位敘事”。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宣稱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就顛覆了多元文明并存、多源歷史貢獻的常識。冷戰后全球治理體系中，美歐通過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的多種機構和渠道傳遞自身價值觀，歷史話語權變成全球影響力競爭的核心場域之一。
然而，隨著“歷史終結論”在新興市場崛起、金融危機沖擊及全球治理失能中“破產”，西方社會在話語權焦慮下，往往加劇對自身集體記憶的封鎖與護衛。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指出，歐洲史書和教材對東方戰場只作簡略介紹，背后實際反映的是西方“全球敘事主導權”的保護主義（見《睡行者——一戰如何爆發》引言）。中蘇反法西斯貢獻被“降格化”、“邊緣化”，正是這種中心主義焦慮下的系統性后果。
（三）地緣政治博弈
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極大加劇了歷史話語的戰略功能。中美關系步入長期競爭，“歷史話語權”成為新冷戰非傳統安全競爭的前沿陣地。美國蘭德公司2020年報告曾提出，“在國際社會間接競爭中，二戰歷史象征和戰爭正當性擁有極強的動員效應和心理戰能量。”因此，圍繞中國抗戰與蘇聯勝利貢獻的“降格化”、“負面化”策略，實質上是中美戰略競爭的延伸。
俄烏沖突也加深了二戰集體記憶的新爭奪。2022年俄烏軍事沖突高潮期間，歐洲理事會研究機構統計，歐洲各國政府及新聞媒體對“蘇聯紅軍解放歐洲”的表述頻率明顯下降，而對西方盟軍及本國抵抗運動的正面描述顯著上升（見歐洲理事會報告《V-E Day in a Divided Europe》）。這說明歷史記憶已從單純紀念變為激烈的地緣政治工具，直接服務于現實對抗。
（四）意識形態對立
西方長久以來將蘇聯定性為“邪惡帝國”，此種價值觀不僅支配了對冷戰時期蘇聯政策的解讀，也深刻影響了二戰及其前后的歷史書寫。美國總統里根在1983年的“邪惡帝國”演說，將蘇聯政權道德污名化，這種標簽化思維持續影響學界和媒體，致使蘇聯無論和平時還是戰爭中所作貢獻都難以獲得公允評價。
中國抗戰史同樣遭遇類似的“虛無化”與“污名化”。冷戰期間，西方主流學界較多關注國民政府外交與“飛虎隊”等美國援助案例，對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敵后戰場抗戰選擇性忽視或持否定態度。
近年來，蘇珊·史密斯等西方歷史學者指出，西方關于中國抗戰史的研究存在“理論斷裂與材料遮蔽”，甚至過度引用日方材料以印證“中國抗戰無能論”，以至于國際主流歷史語境下，中國抗戰的全局貢獻始終處于“邊緣化”、“被動化”境地。
綜上，西方“系統性淡化、無視乃至造謠抹黑”中蘇二戰歷史的深層原因，來自冷戰思維慣性的延續、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局限、地緣政治博弈中的工具化利用，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對立。這些復雜因素交織，決定了今日關于二戰歷史的主流話語與全球記憶格局，正日益成為新一輪國際秩序重構與價值觀競爭的焦點領域。對于中國與俄羅斯來說，強調自身歷史敘事的權威性與正當性，不僅是歷史自信的體現，也是維護國際公平、破解“歷史虛無主義”侵蝕全球秩序的關鍵所在。
四、西方反法西斯“畸形敘事”的現實影響與風險
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內對蘇聯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貢獻與犧牲進行系統性淡化、無視乃至造謠抹黑，絕非歷史研究的孤立現象，而是深刻影響當代國際社會歷史認知結構、話語權分配、全球合作基礎以及地緣沖突風險的重要變量。
（一）歷史觀誤導與認知偏差易導致全球青年國際認知失衡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媒體、學術出版物與數字平臺對反法西斯歷史的選擇性呈現，直接塑造了全球大眾尤其是國際青年對二戰歷史的基本認知模式。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調查顯示，美歐主流青少年群體中，超過65%認為“二戰轉折點是諾曼底登陸”，而僅有約15%提及蘇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與庫爾斯克會戰的關鍵作用。對中國抗戰的認知則更為薄弱，被調查的美國青年中只有不到10%能較準確描述中國抗戰全時段的抵抗與牽制作用。
登陸艇和船只于諾曼底登陸后的幾天內在奧馬哈海灘卸下部隊和物資。美國國家檔案館
這種全球認知的結構性誤導，使得中蘇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作為“決定性力量”的歷史地位被邊緣化和遮蔽，導致國際輿論場出現嚴重的信息非對稱和話語失衡。這不僅割裂了對二戰全貌的理解，也強化了“西方中心”的單極史觀，損害了世界多元文明共同塑造歷史的價值共識。
另外，新媒體時代，國際青年直接通過社交平臺、在線視頻、數字教材獲取歷史知識。如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2023年數據，在全球主流社交平臺（YouTube、TikTok）關于二戰的視頻瀏覽量排名前20的內容中，涉及中蘇戰場的僅占8%。而大量內容重復美英勝利敘事甚至偏向對東方戰場的符號化處理。此種認知偏差，易導致新生代對歷史復雜性和全球性動員的知覺逐步狹窄，易于接受簡化、標簽化甚至對立化、敵視化的敘事模式，削弱了國際理解和世界和平觀念的根基。
（二）歷史話語主導權失衡而導致話語權爭奪
二戰歷史的話語權一直是國際敘事中的核心資源，事關對正義、合法性與集體記憶的主導解釋權。近年來，美國與歐洲推動歷史記憶“重寫工程”，加劇了全球歷史話語的失衡。例如，2023年歐盟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呼吁其成員國在公共教材和紀念活動中“加強對本國抵抗和盟軍勝利的強調”，對蘇聯紅軍反法西斯及中國軍民抗戰相關內容僅做部分性提及。
話語權的失衡不僅影響歷史認知，更直接作用于國際合法性與現實政策。“誰主敘事，誰主正義”，歷史話語被用來“正當化”現實地緣政策，如北約擴張、區域安全安排等，不僅排擠中俄在重大歷史評判中的話語空間，還影響全球新興國家的輿論選擇和政策走向。
（三）歷史分歧沖擊反法西斯思想基礎，加劇全球合作阻礙
反法西斯戰爭精神是聯合國與當代國際法、國際合作的道義原點。西方對中蘇貢獻的淡化和歪曲，直接導致反對極端主義、種族主義、強權政治的全球共識基礎遭到侵蝕。
實際案例顯示，2021—2023年聯合國與相關機構就納粹主義美化、二戰歷史否定等問題進行表決時，歐洲與北美多國常以“歷史多元為由”反對或棄權，顯示出基于歷史分歧導致的全球民意分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指出，各國就紀念二戰的立場分歧正在影響國際合作項目的推廣、歷史遺跡保護等議題落地（見《World Heritage and Memory Politics》，2023）。
（四）敘事利用及其現實影響加劇地緣沖突
在現實地緣沖突背景下，歷史敘事已成為影響國際立場和動員輿論的重要工具。俄烏沖突爆發后，俄羅斯多次使用“衛國戰爭正統繼承”作為其對外政策的合法性來源。而西方則不斷淡化或貶損蘇聯在東歐的歷史角色，以此爭奪道義高地，影響國際同情和外交支持。
中美關系進入戰略競爭新階段，美國及其盟友在歷史問題上有意“框定中國”為二戰邊緣角色，為現實戰略博弈和遏制提供話語鋪墊。這種敘事的極化進一步加劇誤解、對立和地緣摩擦的風險，已經被倫敦國王學院（KCL）國際安全研究中心2024報告列為現階段“全球戰略不穩定的增量風險”。
綜上，西方對中蘇反法西斯戰爭歷史的系統性淡化、無視乃至造謠抹黑，不僅扭曲了全球歷史認知，更加劇了歷史話語權的失衡，損害了反法西斯國際精神基礎，放大了地緣沖突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正視和糾正這些歷史敘事偏差，是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全球合作、實現人類共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
五、針對西方特定反法西斯敘事的應對策略與反擊
面對西方主流敘事對中蘇反法西斯歷史系統性淡化、無視乃至造謠抹黑，維護真實歷史、捍衛應有話語權已成為中蘇及全球正義力量不可回避的責任，我們也應制定有效應對與戰略反擊路徑。
（一）歷史證據整理
1. 多語言檔案數據庫建設
打破語言壁壘、匯聚全球證據基礎，是糾正話語偏差的首要任務。近年來，俄羅斯、中國等國已啟動多語種二戰歷史檔案數據庫項目。例如，俄羅斯國立檔案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逐步數字化公開蘇德戰場與中國抗戰一手檔案，并翻譯為英、德、法、西班牙等主流語言，為全球學者提供原始數據支撐。僅俄羅斯《衛國戰爭檔案》數字庫，2023年開放外文檔案逾500萬份；中國方面，《中國抗戰文獻數據庫》英文版涵蓋各類檔案文獻、戰時報刊與國際通訊報道，為國際學術界提供檢驗西方主流敘事的堅實基礎。
2. 跨國口述史合作項目
全球化口述史合作能補充官方檔案的視角盲區，增強歷史感知的人文溫度。如“世界抗戰記憶庫”中蘇美多邊口述史項目，邀請親歷者及后代參與多語種訪談，聯合錄制并公開展演。以往如英國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與中國長春抗戰紀念館的“遠東戰場口述史”聯合展，獲得良好國際反響。跨國口述項目能夠豐富全球話語中的中蘇敘事，為反擊歷史虛無主義增加真實、有溫度的個人記憶證詞。
長春革命烈士紀念館
（二）敘事范式創新
1.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集體記憶重塑
堅持“和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價值觀，推動全球以命運共同體為視角重塑二戰集體記憶。強調反法西斯勝利屬于全人類，突出中蘇貢獻的全球性和不可替代性。例如，2022年在聯合國主辦的“反法西斯勝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論壇”上，多國學者共同呼吁以多元視角理解和詮釋二戰歷史，超越單一民族國家敘述模式，推動集體記憶共構。
2. 數字技術賦能的歷史場景再現（VR/AR）
數字化賦能是歷史記憶傳播的重要突破。運用VR/AR技術再現重大歷史場景和個體經歷，使全球公眾，尤其是青年群體能夠沉浸式體驗東線和中國戰場的真實歷史。例如，2023年中俄合作開發的“斯大林格勒會戰”VR交互系統，已在多國展覽及教育中應用，極大提升了對戰爭慘烈場面的直觀認知和中蘇貢獻的共情水平。數字人文技術拓寬了歷史傳播邊界，弱化了西方單一敘事在新世代受眾中的影響力。
（三）國際傳播布局
1. 社交媒體平臺的議程設置
有效利用全球主流社交平臺（如X、TikTok、YouTube等）主動設定“歷史記憶日”“紀念短視頻挑戰”“全球青年二戰知識競賽”等議程，提升中蘇歷史敘事的可見度和參與度。2024年中國“#Victory Day History”多平臺聯動傳播，微博單話題閱讀量突破8億次，TikTok、Instagram相關短視頻全球播放量超2.5億次，為國際歷史話語平衡注入新動能。
2. 非虛構創作與影視作品的協同出海
推動高質量非虛構作品、紀錄片及影視作品國際化傳播，是打破話語壁壘的有效途徑。例如《長津湖》《進攻柏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等作品通過多語種字幕、多平臺發行聯合推出國際專題展映，在柏林、倫敦、紐約等地獲得良好觀眾反饋。利用國際電影節和流媒體平臺，推動真實、豐富的東方故事進入國際公共領域。
3. 青年學者培養與國際學術對話
全面提升青年學者全球歷史傳播與話語塑造能力，支持其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組織多邊辯論、發表高水準外文論文。2022-2024年間，中俄等國向海外高校常設“世界反法西斯研究青年論壇”，有效增強新生代學者對國際史學界話語格局的反制能力。同時，加強與美、歐、亞、非多國學者的對話合作，推動跨文化對話與平衡。
2025年4月23日，“不能忘卻的紀念——中俄（蘇）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圖片展”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舉行。人民畫報
（四）政策倡導合作
1. 推動公平的歷史記憶傳承
通過政府間會議、國際論壇深化多邊共識，呼吁歷史教育的公正、平衡和包容。例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亞非拉新興國家正積極推動多邊歷史教材編寫合作，將反法西斯戰爭中多邊貢獻寫入權威教材，推動公平的歷史評判落地。
2. 聯合受影響國家主導共同紀念和研究項目
發起和深化中俄等二戰受影響國家之間的紀念與研究合作，如中俄聯合紀念館建設、跨國雕塑藝術項目、二戰研究基金等，提升國際社會對中蘇抗戰的認知。2022年中俄聯合啟動“全球反法西斯遺址數字化保護工程”，共建歷史記憶共享體系。
3. 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國際公約》
積極借助聯合國和教科文等國際機構影響力，推動起草和通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國際公約》。該倡議旨在維護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真實記憶，懲治歷史捏造、否認和美化納粹及其他極端勢力; 2023年已有近40個成員國表示支持，為國際法律層面堅守歷史真相提供法律依據和道義保障。
總之，有效反擊西方對中蘇反法西斯歷史問題的系統性淡化、無視和抹黑，需要檔案證據的全球共享、創新敘事的多載體實踐、國際傳播的縱深布局與政策層面的制度保障聯動。唯有通過多層次、多方位主動作為，才能重塑真實、全面、包容的二戰歷史國際記憶，為維護世界和平、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歷史支撐與輿論基礎。
結語：守護歷史正義，構建新敘事范式
反法西斯戰爭不僅是20世紀人類共同抵御極權與侵略的偉大壯舉，更是奠定當代國際秩序和倫理底線的基石。回顧和正本清源中蘇在戰爭中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對于維護歷史真相、抵御歷史虛無主義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正如聯合國成立序言所強調，“銘記歷史教訓、維護世界和平”是全體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然而，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對待這段歷史時的選擇性淡化與有意遮蔽，已經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國際社會對于正義與責任、勝利與犧牲的價值認同。一旦歷史真相被曲解甚至消解，便極易動搖當前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基礎，助長極端主義、單邊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抬頭，威脅全球和平發展的前景。
為了真正守護歷史正義，亟需建設包容性、開放性和多元性的全球集體記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多項研究證實，從多維視角發掘和呈現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歷史貢獻，有助于增進文明對話、減少沖突誤讀、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信任。
中蘇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在集體記憶體系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重。摒棄單一中心論、警惕歷史的“他者化”和“標簽化”，以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態度回溯人類共同抗爭極權、守護和平的輝煌歷史，是當代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集體責任。
進入數字時代，全球歷史敘事格局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人工智能、大數據及新媒體傳播為多元敘事的共生共榮提供了技術條件和傳播通路。不同于傳統單一、中心化的“歷史輸出”，數字平臺使邊緣敘事、草根記憶和影像證據得以跨越國界、即時流動，給予歷史正義更多復原與澄清的機會。這為構建公平、多元、真實的國際歷史記憶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使得歷史真相可以通過全球協作和創新技術，得到最大程度的還原與傳播。正如聯合國《全球數字合作報告》（2022）指出，數字時代已成為維護公正記憶、促進多元對話的關鍵平臺。
守護歷史正義不僅關乎對過去的回望，更是對未來國際關系新形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承諾。唯有推動各方共同參與，激活技術創新，加強制度保障，才能在對抗歷史虛無和偏見的進程中，構建更加開放、真實而具包容力的新敘事范式，讓反法西斯精神與歷史真相在全球共識中恒久閃耀。
主要參考文獻：
大衛·格蘭茨：《巨人重生：大戰中的蘇聯軍隊（1941-1943）》
約翰·托蘭：《日本帝國的崩潰》
大衛·格蘭布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史》
徐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
理查德·奧弗里：《斯大林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