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叫做“哲欣”的名字又被媒體挖出，引發很多人的興趣。它正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的筆名。在習近平之前，中共領導人有筆名并不是一件新鮮事。從革命時代走過來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有數個甚至數十個筆名。盡管建國后，這些領導人已經很少用筆名發表文章，但筆名卻作為“傳統”保留了下來。

毛澤東：“二十八畫生”是其最有特色的筆名

毛澤東字潤之（一作潤芝），眾所周知。早年他撰寫文章時，“澤東”、“潤之”常作筆名，如《湘江評論》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澤東”為筆名。“二十八畫生”（因“毛澤東”三字共二十八畫）是毛澤東最有特色的筆名。1915年他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寫《征友啟事》首先署用，與縱宇一郎（即羅章龍）互酬詩作及在《新青年》上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20年代以后，毛寫文章又常用“石山”、“子任”等筆名。1933年8月13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紅星報》第二期第四版“紅軍故事”欄目里，一篇以“子任”為筆名撰寫的《吉安的占領》的文章，在廣大的紅軍指戰員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而這個子任不是別人，正是被“左”傾臨時中央領導人排擠而不得志的毛澤東。

劉少奇：曾以字母“K?V”為筆名

劉少奇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又是黨內杰出的理論家，他的化名多，筆名也多。“少奇”早年也作筆名用，如在領導安源路礦工人斗爭時。1928年改用“肇啟”作筆名，1936年又用“陶尚行”、“莫文華”作筆名。此外還用過劉光明、劉作黃、劉祥、仲篪、尚陶、趙啟、三敬等。因漢字用得太多太繁了，甚至想到用字母作筆名。1936年在北方局時，劉少奇曾撰《肅清立三路線的殘余——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一文，就以“K?V”為筆名。

任弼時：“弼時”本就是筆名，還曾用過“避世”等

任弼時原名任培國，1921年去蘇聯學習時改稱今名，曾以“弼時”作筆名在《新青年》（季刊）、《無產青年》《中國青年》等刊上發表文章，并在《新青年》第四期上翻譯列寧的《中國戰爭》。1924年后根據“弼時”的諧音，以“辟世”、“避世”、“闢世”為筆名在《中國青年》上撰寫文章，同時又簡化為“P?S”作筆名署用。

和平時期的領導人筆名，大多比較重視建設性意義。習近平的“哲欣”筆名的寓意大概是“浙江創新（普通話，‘新’、‘欣’同音）之意”。這一筆名的風格與革命時期的有著明顯的區別，透露著濃重的改革進取之意。習近平以哲欣為筆名寫的專欄最終在07年3月25日調任上海那一天戛然而止。

中共領導人的筆名曾經十分龐雜，如今漸少

與早期領導人龐雜的筆名相比，建國后領導人們使用筆名發表文章的現象越來越少。在中共早期，幾乎每個領導人都有多個筆名，比如毛澤東就曾使用“澤東”、“潤之”、“二十八畫生”、“石山”、等筆名。周恩來的筆名有“翔宇”、“飛飛”等，并創辦專欄“飛飛漫筆”。而瞿秋白的筆名更是多得令人咋舌——這也跟他著作浩繁有關系。他的筆名中，有“巨緣、秋蕖、維它、雙莫”等中文筆名，也有STR、Sma Kin（“司馬今”的英文譯音）、Menin等英文筆名。

一般來說，由于受特殊的歷史環境影響，革命時期的中共領導人筆名大多比較注重斗爭性和斗爭的藝術。比如，五卅慘案發生后，《熱血日報》創刊，瞿秋白和劉少奇一道領導了“三罷”斗爭。瞿分別以“熱”“血”“沸”“騰”“了”為筆名，寓意深遠。

革命斗爭的需要

在革命戰爭年代，許多中共領導人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常常要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而取了化名，寫文章時也有筆名。“洛甫”原名張聞天，“博古”原名秦邦憲。當年他們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都取個俄文名字。張聞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后來的“洛甫”是“洛夫”的諧音。秦邦憲的俄文名字叫“博古諾夫”回國后，他以“博古”為化名。

從事地下工作或其他隱秘活動的中共領導人大都有化名，如1936年國統區流傳一本小冊子《隨軍西行見聞錄》，作者“廉臣”，這個“廉臣”是陳云的化名。遵義會議后，陳云奉中央之命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寫了此書。1935年瞿秋白的化名叫“林祺祥”。鄧小平原名叫鄧希賢，在廣西南寧領導革命時化名“鄧斌”，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才改為鄧小平。

筆名在表達觀點、引導輿論上有著自身的優勢

寫文章之所以要使用筆名，除了一些名家本身以筆名出名外，作者一般都不希望以真實姓名示人，一方面可以降低作者言論的風險，另一方面，掩飾作者身份能促進文章本身引起討論。

建國后的領導人雖然較少親自用筆名寫文章，但是仍有學者、官員等以團隊的形式頻頻用筆名在報章發表文章，引導輿論。這些文章大多能推動全國對某個問題的大討論，也被視為官方釋放的信號。比如，“鄭青原”這個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不少影響廣泛的文章。新華網發文《揭秘：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的“鄭青原”》稱：在文章中對重大觀點的提出和強調，顯然不是一人能力所及。再根據其發表的顯要位置和其登報時機，更是對今后一段時間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調的作用號角文章，顯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義，大有對外界、對人們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進行正本清源之勢。

人民日報“鄭青原”系列評論，引起海內外輿論關注，公眾對“鄭青原”這一署名也十分好奇。對此，《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1日發表題為《“任仲平”為改革而生，“鄭青原”因何而生 探秘人民日報評論臺前幕后》的文章，揭秘人民日報評論中出現的那些筆名。

探秘人民日報評論臺前幕后

與解放日報上世紀90年代初呼吁改革開放的“皇甫平”評論一樣，寓意為人民日報重點評論的“任仲平”文章，也是為改革而生。

“鄭青原”橫空出世

十七屆五中全會后，一個名為“鄭青原”的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評論中，連續五篇署名評論，令這三個字短短時間內名滿天下。

這是人民日報重要評論繼“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個新筆名。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人民日報始終是距離中南海最近的一個“看臺”。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大決策，通常在第一時間通過它傳播到全國。而人民日報評論，則以極強的針對性與權威性，成為外國解讀中國政治的風向標，以及國內各界判斷時局的重要參考。

10月27日，人民日報“鄭青原”評論的第三篇《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引起海內外輿論關注。在人民網上，鄭青原的文章至今仍被放在“人民日報重要言論庫”最顯著的位置。

鄭青原是誰？人民網、新華網轉載媒體報道認為：鄭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級別的化名或諧音。

此前，人民日報“任仲平”評論，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問題，署名“何振華”的評論，多用于涉藏涉外評論，“仲祖文”評論一般用來闡述黨建工作。此外，人民日報還有海外版的“望海樓”和國際部專用的“國紀平”，以及文藝部側重對創作思想進行引導的“仲言”等署名評論出現。

但是，從語義學角度來看，鄭青原與那些低調的、不具備價值指向的筆名比起來，頗為與眾不同。各種討論中，關注者們認為“鄭青原”三字從語音聯想，有“正本清源”之意。

社論不署作者真實姓名

人民日報的評論分為社論、評論員文章、署名的重點評論，以及“今日談”等欄目的來論等。其中，社論與評論員文章是重中之重，其主要功能是及時、準確地傳達中央的精神。而署名的重點評論比社論、評論員文章略微靈活，可以根據中央的精神發揮、闡述。

社論一般不署作者的真實姓名。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曾撰文解釋：“人民日報的社論，自然是代表中央的聲音。這就要求執筆的同志站在黨的立場思考問題論述問題，不能用個人的意見和想法代替黨的政策。這樣的文章，不好署作者個人的名字。”

社論題目，或是中央根據需要直接提出，或是由報社領導依據中央的意見提出，由評論部執筆起草完成。本報評論員文章，則是由報社領導根據形勢提出題目，再由評論部集體討論后，起草完成。“每年年初，確定全年主要寫什么，然后分頭按照時間進度操作。”人民日報社社長張研農2009年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說。

中央臨時布置的任務，也時常存在。如在奧運會倒計時一個月，“任仲平”按計劃發文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云山“當天來電話給予肯定，并要求為了突出奧運的思想性，在倒計時20天、倒計時10天時再各發一篇。”張研農說。

人民日報評論與中央關系之緊密，也由此可見一斑。

這種緊密聯系，在“文革”中曾有所中斷。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余煥椿曾回憶1966年后一段時間，“上面”的最新意圖發表于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只有跟著轉載的份兒。“黨中央機關報，一旦不知中央聲音在哪里，那種慌亂和不知所措，就像沒有爹娘的孩子。”他說。

“由有關領導同志定稿”

過去，很多人民日報社論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手筆，而是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組織的寫作班子代筆，然后直接以人民日報名義發表，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文革”期間的“梁效”、“石一歌”和“方巖梁”等。

但現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和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一般都是報社編輯部所寫。

人民日報社社長張研農曾在接受采訪時說，2003年前，評論大多是個人創作而成。后來，“我們覺得這種小生產體制不行……要從小生產進步到小作坊。”現在“任仲平”的生產是有幾個較為固定的骨干成員，根據不同的選題來“抓”人。一篇文章成立一個三四人的小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討論修改。

2009年，人民日報刊發的紀念西藏“3?28百萬農奴解放日”的文章，開始是按“國紀平”的風格，由國際部先寫出了一稿。“后來感到西藏農奴解放是世界人權史上的偉大創舉，一定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來看這個問題，又移交評論部，按照‘任仲平’的風格進行了改寫。”張研農說。

為了撰寫一篇重要評論，寫作者也常會和中央各部門溝通。

《中國記者》雜志曾記述了人民日報在1993年為宣傳中央關于宏觀調控決策政策時所付出的努力。

這年10月，評論部接受報社編委會下達的撰寫該文的任務。當時，中央進行宏觀調控已近4個月。經濟界、理論界對宏觀調控有不同看法，認為是計劃經濟下的行政手段。有報紙發文提出，要對宏觀調控進行“反思”。

于是，時任評論部主任于寧先后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家體改委等多家單位，與各方研究、探討。

“起草完成后，一般要經過評論部門和報社領導反復斟酌修改，最后按程序由有關領導同志定稿。這樣，社論（也含評論員文章）就可以見報了。”馬立誠寫道。

“時刻不忘黨報的黨性原則，加強學習，保持政治敏銳，才能及時掌握、準確宣傳中央精神。”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曾對媒體說，將“中央精神融匯貫通”，然后才能寫出有自己的思想、觀點、語言的評論。

“任仲平”為改革而生

從人民日報近期的“何振華”、“仲祖文”，乃至“鄭青原”系列評論中，以“任仲平”最為著名。

關于“任仲平”的誕生，周瑞金曾在《評論林中一秀木》一文中對記者回憶說：1993年，他剛調入人民日報社不久，領導便希望他寫一點“皇甫平”那樣的文章。皇甫平是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報》組織撰寫評論時的筆名。他曾在1991年2月到4月，根據十三屆七中全會的精神，組織發表了系列呼吁改革開放的“皇甫平”評論。

“我理解，那就是署名評論，而且是有一定分量和影響的署名評論。”周瑞金回憶說。而皇甫平文章的特點，在于她的先導性和針對性。

在此時代背景之下，“任仲平”出世了。“任仲平”開始叫“任仲文”，后修改為“任仲平”，意即人民日報重要評論。

與“皇甫平”一樣，“任仲平”也是為改革而生。

1994年3月10日，八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這一天，人民日報頭版推出長篇評論《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堅戰》，作者為“任仲平”。該文不僅對為何在該年集中出臺重大改革措施進行了分析，也講解了改革的新特點。

周瑞金在《評論林中一秀木》中記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評價此文為“觀點正確、邏輯嚴密、說理清楚、不落俗套。用自己的語言表述了中央的重要精神。作者把中央提出‘20字方針’的實質概括為‘改革是主旋律’是一個大膽的提法，我非常贊成”。

而在此之前，“任仲平”還發表過另兩篇關于改革的評論：1993年12月22日頭版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及1994年1月7日頭版的《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

人民日報評論的影響力

中共建政早期，人民日報的社論，是由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澤東本人來審稿。這在各類當事人回憶錄中均有記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社長經常獲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會議的殊榮，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時在報紙上宣傳貫徹。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評論的影響力不言自明。

進入鄧小平掌舵的改革開放時代后，大多數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不過問人民日報社論事宜，而由書記處與中宣部并該報酌情處理。從公開資料看，鄧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是在1978年。這年8月28日，人民日報把擬于9月8日發表的社論《把整頓財經紀律當作一場大斗爭來抓》送鄧小平審閱時，他批示“很有必要”。

人民日報公開資料顯示，鄧小平先后批閱修改過人民日報的106篇文章，都是社論與重要的評論員文章。

在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對中央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決策，人民日報都會刊發相關社論或者評論，或評價意義，或部署實施，或鼓舞干勁，或隱含批評。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關于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講話后，人民日報次日刊發社論，向臺灣方面釋放出講話暗含的意義。隨即，國民黨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日報的評論在經濟領域，同樣發揮了重要影響力。中央包括宏觀調控在內的多次重大經濟決策，都會在人民日報刊載評論指引風向。

而人民日報評論對股市的影響，就像月亮的引力控制著海洋的潮漲潮落。網上的許多股市評論提醒大家，要“重視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帶給市場的巨大影響”。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該文稱對于目前證券市場的嚴重過度投機和可能造成的風險，要予以高度警惕。當日市場指數跌停，個股全面跌停。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挺市：《堅定信心規范發展》。旋即，市場指數漲幅超過了70%，進入新一輪牛市。

最近幾年，雖然媒體的豐富和網絡發達，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人民日報的聲音依然受到人們的特別關注。